马塞诸斯州大学波士顿

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寻求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者网络，以推进与政策相关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活动。

联合国系统17.9万文职人员中的80%以上以及联合国所有10万名维和人员在联合国设有国家办事处的165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作。此外，该系统总部至少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也从事开发工作。然而，该系统的运作分散在50多个不同的机构中，每个机构都有一个由成员国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和一个单独的上层行政机构。在外地，联合国首席干事通常只在紧急情况期间对全体联合国工作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开始了旨在减少行政重复和使制度合理化的行政改革进程，这一进程被搁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的作用引发了国际争议。在过去的两年里，一小群退休的高级国际公务员、联合国的学者和安南团队所依赖的管理咨询公司的高管一直在努力重启这一进程。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一直参与这一进程，担任2010年在英国外交部乡村别墅威尔顿公园（Wilton Park）举行的改革联合国发展系统高级别会议的协调人。威尔顿公园会议之后将举行另一场活动，将主要捐助国的官员与该领域重要的新行动者（特别是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官员联系起来，第二场活动将汇集世界各地的主要记者和评论员，该集团将发起一系列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的区域民间社会论坛。类似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联席主任玛丽亚·伊万诺娃发起的论坛，讨论全球环境治理。

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是海德堡大学全球背景下的亚洲和欧洲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on Asia and Europe in Global Context）组织的“转型时代的网络”项目的一员，该项目正在研究以政策为导向的国际组织跨文化历史。墨菲的倡议部分涉及影响工业发展的公共和私人治理的变革。

在19世纪下半叶，想要促进和控制工业资本主义扩张趋势的男男女女种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治理”的第一颗种子，包括公共和私人治理。倡导组织说服各国政府召开会议，促成了国际条约，这些条约由越来越多的政府间组织提供服务。同样，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专业协会发明了“自愿协商一致标准制定”的程序，用于制定许多重要的国际工业标准，最近还用于制定质量和社会及环境完整性标准，这些标准由另一批新组织监测和核查。

最初的国际治理体系的两个部分都是建立在西方模式之上的。今天，当许多最重要的工业增长中心在东亚和南亚时，这种注重严格标准和正式组织的“西方”体系是否会被一种不那么正式、更灵活的网络体系所补充或取代？来自近期实践的一些证据表明，结果可能更为复杂。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首先是日本，然后是中国的政府和企业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以亚洲模式”创建“国际”工业标准，许多亚洲公司和政府（地区和国家）鼓励形成新的、强有力的社会和环境标准；以2010年纺织可持续发展峰会为例。与此同时，“粗略共识和运行代码”的西方倡导者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以网络为中心的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基本愿景，用Oracle标准大师Trond Arne Undheim的话来说，就是“超越官僚主义”的世界。可能出现的情况肯定不是单一模式的融合。治理观念的转变（“东方”和“西方”）可能更多地与世界不同地区的工业专业化（以及相关的权力来源）有关。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成立以来，重新设计全球治理的全面建议。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兼斯隆杰出管理学教授克雷格·墨菲博士和乔安妮·耶茨领导了一项旨在追溯国际标准化历史起源的研究。他们从工程师的社会运动中分析了标准化的开始，工程师运动在19世纪后期开创了这种形式的标准制定。本研究以目前在快速变化的信息技术领域应用这些过程的困难，以及在缺乏政府间协议的情况下，这些过程已成为制定全球社会、劳工和环境标准的一种方式作为结束。这一努力建立在Murphy和Yates之前关于主要私人监管实践和自愿共识标准制定历史的工作基础上。